——我的生平、学业自述

可永雪

我是冀中一户农民的儿子，1930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可胡林村。先在本村、本乡上小学，后随家长到了海拉尔（现在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继续念小学、高小、初中。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毕业留校任教导干事,参加工作。

1950年暑假后，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内蒙古政府文教部抽调一批青年教师保送到北京等地高等学校进修学习，这样我就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我的工资每月三百斤小米，折合人民币32元左右，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文教部每月汇寄。所以，我是吃内蒙古人民的小米上大学的。

由于我的学历只是初中，缺了高中一段，所以我的学生证上注有“选科生”三字，意即凭学历能听懂那些课就选修哪些课，不算正式本科生。但到了系里，老师说你就随50级这个班一起听课好了，到时看成绩，各门课程考试都及格就可以随班毕业。好在我入的是文科系（若是理科，跨高中三年，就“玄乎”了），平时喜欢文学，底子尚可，更自知要格外努力，所以四年下来，成绩合格，得以随班毕业。而1954年夏，正值新中国建国后开考研究生的第二年，我报名参考，居然考中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班，师从谭丕模、刘盼遂、李长之，王汝弼，启功诸先生（当时是集体导师制）攻读中国古典文学，尤爱《史记》。

1957年夏，研究生毕业，分配回内蒙古，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开始了我的教学、科研生涯。讲授文学史、作品选，担任班主任。但从1964年起，即被调到院党委，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长，党委办公室兼校长办公室主任等党政工作十七、八年，其间经历“文化大革命”。

1982年，申请“归队”回中文系任教。除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课程外，开始给本科生、研究生和自考生开“《史记》研究八讲”，讲稿作为讲义，印发听课学生。

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主要是司马迁与《史记》的文学成就研究；结合地区特点，还搞了王昭君研究。

在《史记》文学成就研究方面，1991年出版《< 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增订为《< 史记>文学成就论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年再次扩版修订为《< 史记>文学成就论衡》（中史民族大学出版社）。《论稿》、《论说》、《论衡》三书，都分八章，着重从写人、叙事、语言三个方面探讨、阐发和论列《史记》的文学成就，同时，另辟“关于《史记》中的再创作问题”、“作为传记文学来看的《史记》”两章，讨论与《史记》文学成就密切相关的两个专门问题。这部书被视为是“目前《史记》文学成就中涉及内容最为全面的一部专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散文卷》第111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出版）

在我看来，《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人的赞歌，《史记》的文学成就，也以写人为主，成就最高。《史记》从编年、分国，以事件为中心，转到以人物为中心，在史学上开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文学上创立传记文学，破天荒地为中华民族自黄帝至汉武历代各阶层有代表性人物立传塑像，塑造出偌大一批成功的人物形象，构成一座不朽的古代历史人物的长廊。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是先秦《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庄子》等写人艺术之集大成者。而这，是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人的自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急剧高涨，秦汉之际达到高峰是紧密相联的。而司马迁恰恰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总结者、书写者——不过他的总结和书写不是以理论形式，而是以写人，为人塑像铸魂的形式来表现的。

对于《史记》的叙事艺术，本书既从宏观上考察《史记》的总体构架，见其涵盖天人，贯穿古今，熔铸百家，自成一体的组织和创作天才；又从微观上具体考察了《史记》人物传记的结构方式，将其归纳为十种，并一一举例做出分析，足以显示《史记》人物传记结构方式的基本面貌。书中还就《史记》的故事性和戏剧性论证了《史记》对艺术构思的自觉和追求，以及它在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在《史记》的语言艺术上，我接续导师李长之先生醉心欣赏并研究《史记》散句单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纯正散文”，研究《史记》的长句和短句，研究《史记》的“句调和韵律之美”的衣钵，大量搜集《史记》全书短句与长句句例，从语法、语意、特别是这些句子在写人、叙事、抒情，议论、论断上的表现力进行具体分析，推进对《史记》语言特点和语言风格认识上的深化。通过对《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20篇人物传记中人物语言与叙事、论赞等所占比例的分析，发现人物语言在全文所占比例高得惊人，经过分析论证，得出了“《史记》在人物语言上的宝贵贡献——性格化语言的创作”的结论。

2012年出版《走进< 史记>人物长廊——< 史记>人物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此书是我在研读、欣赏《史记》过程中一些心得、体悟，一些识解或发现的结集。从先秦至汉武帝，依时代分为五组，共二十六篇，论及的主要人物有三十多个。从‘隐忍以就功名’的烈丈夫——伍子胥论”、“德才分裂型人物心灵剖视——李斯论”“霸王的悲剧——项羽论”、“高歌唱大风——刘邦论”、“民族劣根性癌源的探掘与曝光——论万石君者流”这些标题，大致可以看到我对所论人物一孔之见的所在。

2015年出版《史记文学研究》（独立编著）、《史记人物与事件》（与人合作编著），两书都收入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史记研究集成》从书，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前者是关于司马迁和《史记》文学研究古今论文、论著的综述与熔铸。全书从近千篇论文、论著中经过分类排比，选择那些言之有物，有特点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加以摘要、评析，依其内容和逻辑顺序，分为“司马迁和《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司马迁的文学观与《史记》的文学性”、“《史记》的写人艺术”………及“《史记》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共十章292题，予以汇总编篡，勾勒学术界古往今来研究者对《史记》文学贡献及其价值的看法，给读者一个全方位的把握，亦是提供信息线索。后者按《史记》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分篇评价《史记》所写人物及事件，汇辑历代评说，既从一个侧面揭示《史记》述史内容，也为进一步的《史记》研究提供信息资料。

我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着意于《史记》的上溯性比较研究，即将《史记》与它据以为素材的史料典籍如《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以及《论语》、《孟子》、《庄子》等进行比勘对照。目的是既为学术界从史源学，从历史学、从文章学、从语言学（特别是历史语言学）等多方面多角度研究提供一个凿凿可据的坚实基础，又可以为自己从文学角度，从文学再创作角度进行研究铺下一条平展的道路。目标是先完成《尚书》与《史记》、《国语》与《史记》、《左传》与《史记》、《战国策》与《史记》四部重点典籍的单独比较，然后再以《史记》为主体，网罗所有素材进行综合比较，共成五部书。目前，《国语》与《史记》、《左传》与《史记》两部书稿的初稿即将完成，其余三本，将与合作同道全力以赴去完成。

内蒙古自治区考试中心自学考试办公室在全区开考“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专题”课程，1991年，我的《< 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出书后，被指定为“《史记》研究专题”课的教材，并委托我主持编制考题题库，此后到内蒙各地讲课、辅导也就跟着来了。这本教材（以及后出的《< 史记>文学成就论说》）至今沿用，算是为《史记》在内蒙古地区的普及和文科人才的培养尽了一份力。

在王昭君研究方面，结合民族和地区特点，以宣扬民族团结，歌颂献身民族友好事业为宗旨，从1958年起，我与余国钦同志合作，在系内组织师生结合的王昭君研究小组，到昭君坟一带农村采访，广泛搜集民间传说，同时以清人胡凤丹的《青冢志》为基础，开展从《全唐诗》、《全宋词》、元曲（包括散曲、戏曲）等有关全集和别集以及作者个人诗文集的查找，搜集，汇编工作。《青冢志》只收诗、词，而我们则诗、词、曲、说唱、小说、戏剧、故事传说全收，1959年，编印成《王昭君咏唱集》（油印）在全国高校和科研、文化机构内部交流。1987—88年我校图书馆购进一套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书》（沈云龙主编）正续两千集，我们组织五位同学利用假期进行了一番大海捞针的工作，共辑得吟咏昭君的作品29家47首，补足了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如著名爱国诗人丘炜萲、著名教育家傅增湘、著名学者张湘文等人的作品）。这期间又得到最早歌咏昭君的汉代焦延寿——几乎是王昭君同时代人的两首诗，作者当时就以完全肯定和赞赏的态度来写昭君出嫁匈奴这件事，见解不凡。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编成一部较为完备系统的有关王昭君的文学作品总集，分为诗、词、散曲、说唱（含变文、鼓词、民歌等）、戏曲、小说、散文、故事传说八类，以“收全文”（如诗、词、散曲等）“列提要”、“附目录”（部分戏曲、小说）的办法处理，命名为《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2003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入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昭君文化丛书”。为帮助读者读解欣赏，2006年出版了加注解和点评的《历代咏唱昭君作品选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又与人合作出版了专收诗、词、曲的《历代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此书共收集诗、词、曲1333首，是目前收罗最全的一部。

除以上几部专书，在研究过程中还陆续写过“在艺术形象上还王昭君本来面目”（光明日报1961年4月19、20日），“历史上一位献身民族友好的女性——王昭君”（民族画报1962年9月号），“历史性功绩——谈曹禺同志《王昭君》”（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4日）等几十篇文章，还撰写过普及性的小册子《昭君——献身民族友好事业的奇女子》（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此外，2006年12月，参加《中华大典》编纂工作，为《文献目录典·文献学分典·注释总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撰稿约50万字，任副主编。

我常常感叹，我们这一代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谓“先天不足”是说比起老一辈搞古典文学的先生们，我们既没有他们那样对“五经”、“四书”倒背如流的根柢，更没有什么家学素养；所谓“后天失调”是指进入大学以后以至参加工作初期，先是“三反”、“五反”、后是“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四清”、“下放”，耽搁了不知多少读书的宝贵时光！我因为是党员，当时讲绝对服从，还论外多干过十七八年的党政工作。尽管从入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年起，就有幸亲自听到黎锦熙、黄药眠、叶丁易、陆宗达等先生给讲课，随后还有刘盼遂，李长之、李何林、锺敬文、穆木天、彭慧、谭丕谟、王汝弼，萧璋、启功等先生各讲他们的专长课，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资力量正处于鼎盛时期，可惜由于自己的幼稚和学力不足，对许多大师级老师的道行和价值认识不足，从这些名师手里真正学到手的东西实在有限。所以每当回首平生，总感到愧对这些老师。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活了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忘记是党和人民送我上大学，供我念大学的，我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他们，不能辜负了这个虽则坎坷但却辉煌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我虽资质庸钝，几十年来，无论工作、教学还是研究，从来不敢懈怠，从来没偷过懒。念兹在兹，总想以勤补拙，为自己心爱和选定的事业——司马迁和《史记》研究这巍峨的大厦添上一砖一瓦。

唯一可以自豪的，则是凭着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热爱——当然更是由于司马迁和《史记》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促使我在当年下乡锻炼时，除了《毛主席语录》还带上一部《史记》，在下雨、变天，休假、歇工或者晚上抽空来读。这种劲头，从来未变。相信，终此一生，也不会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