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教授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范围广泛，成果丰富，影响巨大。他主编的6卷本《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全面地概括了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农牧业技术、医学、建筑工程、纺织技术、机械工具等方面的成就，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评价该丛书“集其大成，蔚为壮观”。并说，“我是从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的，就研究对象来说具有开创性，就工作意义来说具有世界性。所以我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是我国科学技术史界的一件大事，值此出版之际，愿意为它摇旗呐喊……”他组织全国同行编撰的十卷本《中国数学数学史大系》(吴文俊院士主编)，和他自己独立完成的《中国数学通史》三卷，都对中国数学史的理解和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前者获得了国家科技图书奖。他对蒙古族科技史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蒙古族科学史明安图》(1978年)早已成为国际知名的经典学术著作，他的专著《蒙古族科技史》（2006年）广泛受到人们的关注。

国内外顶尖级专家学者对李迪教育的杰出工作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例如早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科学史家N. Sivin（席文）就曾写道：“作为中国的权威科学史家之一，李迪教授以其博学著称于世界科学史界。” 国际数学史学会前任主席、《国际数学史杂志》主编、国际著名数学史家J. Dauben引用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入木三分”的典故，来评价李迪先生的研究工作，认为他对科学史的研究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我国著名数学教育家和数学史家华东师范大学张奠宙教授说：“李迪先生的科学成就，无须我来说什么。这里只想说说他的一个观点。那年数学史学会在武汉举行国际会议，我和他同住一屋。不知怎么说到有关写古代数学家小册子的事。他说，我不准我的学生去写小册子，非逼着他们写原创的论文不可，那态度非常坚决。我想了一下，说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试想，在内蒙这样的边远地区，原来在数学史研究上是一片空白，难道仅靠几本‘第二手材料’写成的小册子，能够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吗？没有坚实的学术成就作为基础，何谈发展？我想，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恐怕决定了内蒙师大数学史研究的走向。从一开始，就是高标准、严要求，瞄准国际国内的最高水平，坚持不懈地努力。不靠地缘优势，也不靠先辈庇荫，全凭扎实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博得前辈的好评，同行的尊重。这是一条真正的科学之路。常常有年轻同志问我，我到小地方去工作，有没有前途呢？我就介绍李迪先生的成功例子。当年大庆铁人王进喜说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李迪先生的传奇经历，同样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一个人，能把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单位变成强势，才是真本事。进一步说，即便像清华、北大这样在中国属于强势的地方，往往在国际上仍处于弱势。你要变为强势，也是要奋斗的。”

李迪教授在学术组织方面也有大量工作。他在国内外学术团体中担任过多种学术职务，19次主持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到十几个国家进行学活动，与同行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他于1987年组织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极大地推动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他主编过《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数学史研究》等5种不定期学术刊物，为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迪教授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学科点的奠基人，于1983年创建科学史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史人才，形成了一支实雄厚的学术研究队伍，建设了一个自治区重点学科，使该研究所成为国际著名的科学史研究机构，被国内外同行赞誉为“世界性的重要中心之一”、“中国大陆自然科学史研究的三大重镇。”

李迪教授学术信念的实现以“专、恒、勤”和“目标、合作、诚信”为原则。即，一心一意地进行科学史研究，不管环境和条件有什么变化，或者多么艰苦，认定自己的目标，永不放松。先生一生经历过许多波折和阻碍，但从未动摇过研究科学史的决心。事实上，他早年的科学史研究完全是业余的，不仅得不到重视，有时还被嘲讽为“不务正业”。到1978年，因为开始培养研究生，先生的学术研究才取得了名正言顺的“合法”地位，才渐渐受到重视。至于先生的勤，不仅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而且也是他的同事、学生、同行们一致公认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即使在乘车、乘飞机时也不忘记读写。勤读、勤想、勤记、勤写，是先生常常教导我们的，也是他自己亲身实践的。

先生与同行、师友、学生间的合作与交流相当广泛，既有短期的合作者，也有几十年的合作伙伴。既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合作，也有大型项目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先生深刻体会到，只有诚信，合作才能深入地进行下去，即使在合作中遇到一些矛盾和问题，只要本着诚信的原则，都是可以解决的。先生在遇到问题时都是这样处理的。

先生常讲，合作的前提是交流，没有交流谈不上合作。先生一生与国内外科技史界多个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关系，让国内外专家学者更好地了解内蒙古师范大学。